戴维民曾主持编写《信息组织》一书，这本书还入选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书中介绍，戴维民拥有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至少10个院内外头衔。
南京政治学院一名在校学生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学院副院长和政治部主任双双落马后，学院内现在气氛很紧张，“晚上都不让出去散步，只能在宿舍里学习”。
北京、济南、沈阳军区各一人被查
从大军区的角度来看，除前述成都军区、兰州军区外，北京军区、济南军区、沈阳军区也各有一只“老虎”落马。2014年3月，隶属于北京军区的山西省军区原司令员方文平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军委纪委立案调查，2014年5月被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方文平是北京人，曾长期在北京军区服役，先后任职于第38军、第65军、第65集团军和第27集团军。2000年，方文平升任河北省军区参谋长，2005年升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2006年成为山西省委的“戎装常委”。2010年9月，方文平不再担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职务，后改任北京军区巡视员。
山西知情人士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山西省军区可能会面临此前山西官场那样的“塌方式腐败”。
2014年8月，济南军区原副参谋长张祁斌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军委纪委立案调查，2014年11月被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张祁斌是河北深县（今深州市）人，曾长期在济南军区任职，历任营长、团长，炮兵第8师参谋长、师长等职。
从公开资料看，张祁斌的提拔得益于其早年的技术创新。1999年6月，《中国青年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人物特写：炮兵师长张祁斌》的报道。该报道称，张祁斌曾直接参与和组织30多项训练改革与技术革新，其中两项获国家专利，4项获军队科技进步奖，20项获军区革新成果奖。“3年前，张祁斌的一个举动着实令人惊讶，他提出投入数十万元用于计算机网络建设的大胆设想。知情人谁都明白，这件事一来上级没安排，二来缺乏人才，再说师里家底也不厚实。张祁斌心里却有一笔大账：面对跨世纪的选择，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须要有超前意识，这笔钱花得值。半年后，师与各团的计算机联结起来，开通了微机网、传真网和闭路电视网，全师自动化网络建设初具规模。”
2014年12月，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代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张代新曾任沈阳军区第16集团军后勤部部长，2012年升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第16集团军也是徐才厚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据公开报道显示，张代新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014年11月13日出席黑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暨边防工作会议。
纵观2014年落马的16只“军老虎”，其中很多人从事过军队政治工作，可是他们连自己的政治立场都抛弃了。《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身为军人，他们或许已经做到了格物、致知，拥有了过硬的知识技能，却栽倒在“诚其意”上，口口声声“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实际上却成了党和国家的蛀虫。对于这样的蛀虫，党中央的态度必然是“发现多少查处多少”。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是唐代诗人高适痛陈军队腐败的名句，至今仍有警示意义。解放军的基层战士戍边卫国、尽忠职守；16名军级以上干部违法违纪，涉贪涉腐。高级将领腐败之害已不言自明，党中央的反腐力度持续加强。军队腐败的根源何在？从严治军的途径何在？就这些问题，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罗援、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军事专家李杰等人。
反腐是军队的“新常态”
环球人物杂志：2015年1月15日，各大媒体都披露了2014年落马的16名军级以上干部的违纪情况。为什么要对高级将领的贪腐问题采取集中公布的方式？
罗援：军队的情况比较复杂，某些贪腐案件很可能涉及军事机密。因此，军队反腐就要考虑敏感性和保密性的问题，处理要谨慎。有些案件要反复核查，慎之又慎，公布时间就会拖得久一点，出现扎堆的情况。
这次采用集中公布的方式，也和反腐工作面临的大趋势有关。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军队的透明度正在增强。军队透明不仅是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透明，也包括军队作风建设的透明。集中公布的方式恰恰显示了党中央在军队反腐问题上不护短、不怕家丑外扬的态度，体现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来推进反腐斗争的决心。
公方彬：在习主席从严治军的要求下，我们拿下了徐才厚这样的军中“大老虎”。拿下徐才厚再顺藤摸瓜，也是能集中发现这么多腐败分子的原因之一。对于军内的腐败分子，不管多少，一经查实自然要公布。
环球人物杂志：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从严治军，解放军的反腐斗争有了哪些新特点？
公方彬：首先，反腐力度空前。过去，由于受传统思维和政治生态的影响，对有些人手下留情了。现在包括军队在内，全党都在改变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标准，周永康、徐才厚相继被拿下，就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军队反腐将步入“新常态”。有人问我，有了第一批集中公布的贪腐将领，会不会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我认为不会，或不应该继续这种方式，因为未来反腐将走向制度化。所谓制度化，最突出特点是发现一个查处一个。今后，国家和军队反腐进入“新常态”，也就不会出现扎堆公布的情况了。当然，军队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和规则，较地方仍然有差异，这也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再次，把军队反腐与纯洁队伍、实现强军目标联系在一起。军队是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不强，国家也不可能强大，搞不好还会瓦解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军队必须保证战斗力，全体官兵必须以务军为根本，其间很重要的路径是消除腐败。试想，如果官兵都谋一己私利，都跑官买官，还有谁把心思用在军事技能提升上？心有旁骛，战斗力怎么保证？习主席、中央军委正是从强军梦、强国梦的高度，下决心反腐，强调从严治军。
军队腐败的基因
环球人物杂志：军队产生腐败的根源何在？
公方彬：军队出现腐败问题，和整个社会生态有关。军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社会中的腐败一定影响着军队，渗透到军队。改革开放之初，有人说适度腐败有利于打破计划经济的坚冰，这表明整个社会在很长时期里，对腐败是宽容甚至是纵容的。有段时间，军队也搞自谋生路，出现了军队经商现象，这是弯路。军队中的腐败与此有很大关系，比如谷俊山最初就是靠经商起家的。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认为，军队腐败有许多潜规则，其中之一就是买官卖官。
公方彬：军队的买官卖官问题也和社会生态有关。我国的制度设计是“大政府，小社会”，官员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拥有较大的权力。我国的文化传统又突出“官本位”的思想，这就使得官位及其背后的权力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稀缺资源。看看贪官们的行为，我们会发现，有人为了谋取官位而无所不用其极。既然这是全社会的问题，也必然波及军队。
李杰：目前军队干部提拔制度的某些弊端，确实导致了买官卖官问题的出现。有人为了获得提拔，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贿赂上司；而有的领导因收受贿赂而丧失原则，为买官者开了绿灯。通过买官获得提拔的少数人一旦有了更大权力，进而在权、利等方面出现新的腐败，就会形成多次更为严重的权钱交易、权利交易。
环球人物杂志：军队的贪腐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团团伙伙、山头主义。山头主义为何频繁出现在军队贪腐案件中？
公方彬：军队人际关系与职业特征紧密相关，其中很突出的一点是情感维系。比如在战场上，面临死亡威胁时，军人最大的担心是自己被战友抛弃，所以军队非常强调战斗中的兄弟情谊。军人之间在战场上结成的命运共同体，决定了军人对情感的依赖程度比任何集团都要高。这份情感依赖如果运用得当，会提升军队凝聚力、战斗力，如果处理不好，尤其和平时间久了，社会风气不良，良好的情感就会异化，甚至形成山头主义。
另外，不科学的军队干部任命制度也容易导致山头主义。因为在提拔干部的过程中，个别领导掌握了过大的裁量权，就容易形成人身依附，进而出现像徐才厚这样的贪腐分子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更容易形成腐败。目前的制度设计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今后通过体制改革来完善。
李杰：在军队，手中有权的个别官员也需要一批类似掮客的人为他办事，为他物色权钱交易、权利交易的空间，以便他进一步贪腐；加之一定范围的“官官相护”有利于彼此相互包庇，增加“安全系数”，因此就容易形成山头主义。大量案例证明，在许多贪腐案中，权钱交易、买官卖官、山头主义在部分领域出现了恶性循环，从而严重挫伤了兢兢业业干工作、搞训练的官兵的积极性，危害非常大。
军队反腐需要改革制度
环球人物杂志：军队反腐主要依靠哪些机构？
罗援：军队内部和反腐工作有关的机构主要是各级军纪委、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以及相应的巡视组。此外，军队还设有专门的审计部门，对揭发一些贪腐案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常来说，军内贪腐案件，一般先由军纪委和军队审计部门配合进行查处，最后移交给军事检察院和军事法院依法办理。现在已经将军队的审计部门提格到军委直辖，我个人认为军纪委也应该与此相匹配。
环球人物杂志：军纪委是什么样的机构？
公方彬：军纪委是解放军内主管纪检监察工作的部门。在中央军委设有军委纪委，军委纪委书记由总政治部副主任担任。在各大军区、各兵种和省级军区也都设有相应的军纪委，书记由相应级别的副政委担任，最低一级的军纪委设在团级单位。
目前，各级军纪委的办事机关都在政治部门。在主管军纪委的副政委之上，还有相应的军事、政治两个主官。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军队的纪检系统与地方有区别。地方纪委领导体制已经进行了改革，相信军队也会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适应反腐的需要。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军纪委面临领导体制改革的问题，那么军队如何实现“制度反腐”呢？
公方彬：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可以强调监督关系，而军队强调军权归一、统一领导。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军队反腐不能从权力分解和权力制约上做文章，即不能采取地方纪委接近垂直领导的方式。军队只能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监督检查方式，这是需要研究和探索的。
加强军队的“制度反腐”，着眼点可放在技术层面。比如，军队审计部门从后勤或财务部门独立出来就是一个好的尝试，这不影响军队的根本权力系统，但却可以产生监督功能。此外，加强巡视制度、举报受理制度，都可以产生相同的效果。
反腐阻力来自贪腐者的负隅顽抗
环球人物杂志：有军方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前军队在处理贪腐问题时有一条潜规则，就是要以维护军队形象和稳定为前提条件。怎么看过去的这种潜规则呢？
李杰：这种情况以前的确存在。过去主要担心一线指战员、基层官兵看到某些高官的贪腐行为心里会有想法，对稳定军心不利。另外，也担心军队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会因为个别贪腐分子受到影响，所以一些案件只做内部通报，相对低调处理。但从现在军队反腐的效果来看，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实际上，对腐败受贿打击越严厉，官兵的情绪就会越高涨；公开的程度越高，人民就越相信军队反腐倡廉的决心，军队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也就越好。
罗援：有些军队贪腐案件会涉及军事机密，在公开方面需要特殊处理。这在国际上也是惯例，西方国家的涉军问题也是由专门的军事法庭审理，未必会走公开审理的路线。但是，这种特殊处理是为了保证国家军事安全，而不是为了替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贪腐行为进行遮掩。
这次集中公布16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