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在于农民增收难，农民为什么增收难？根源在哪？在于农民队伍的庞大，数量太多。所以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减少农民”是农业实现现代化，农业规模经营或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这么多农民，每个人平均1-2亩地，一个家庭7-8亩地，叫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农业现代化，尽管可以把小农经济扩展为家庭经济，但是农业平均经营规模的扩大是农业现代化一个必然的要求。
我在三十年前写过文章讲这个事情，假设当时中国的农民减少2/3以上，等于每个农民家庭的经营耕地亩数扩大2倍以上。所以我们要减少农民，出路就是城市化，就要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城市化不是消灭农村。有些人说城市化不等于消灭农村，这话是对的，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城市化确实使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居民点大量撤并的过程，这点也具有必然性。同时城市化指的是什么？即农村要素向城市持续聚集的过程，这也是城市化阶段的必然。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会出现留守儿童、空巢家庭、空心村，以及农业从业劳动力平均素质下降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有些人写的农业真危险，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是“三八六一”部队，三八是妇女，六一是老人，加上一六，就是儿童。
这些现象的确存在，但是发展中的阶段体现。这种现象是阶段性的，又是中国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又是家庭劳动力的合理分工。青壮年，有文化，进城打工、经商，如果他们不进城，难道让老人、妇女进城吗？不可能。青壮年进城了，老人妇女在家，农业生产产量不减，原因是农业技术的进步。过去农业重体力劳动，通过机械化使农业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妇女和老人胜任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农业产量还在持续增长，是中国整体上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农村的面貌将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而得到根本的改观。所以振兴农村、振兴乡村，是长期的过程。实施振兴乡村战略，要与这一历史进程相适应，与新型城市化进程相融合，与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统筹起来。
现在城市里很多存在民生问题，都跟城市综合承载力不足、不适应人口数量有直接关系。振兴乡村重点是在重构乡村的内在活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在构建城乡发展良性互动和城乡居民公平城市发展成果的体制和机制。我一直强调，城乡统筹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有三条标准：第一，给农村居民以进城的自主选择权;第二，给已经进城的农村居民以平等的市民待遇;第三，城乡逐步实现相对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请注意，这里用了“逐步”和“相对”，跟很多人的提法不同，这里隐含着其他含义。
四、培育“特色小镇”试点要有新思维
培育特色小镇试点，探索特色小镇建设的体制和机制，以及相关的体制创新，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新型城市化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我对培育特色小镇试点持赞成态度，但是对掀起特色小镇加强新高潮持否定意见。无论是文件规划的建设1000个特色小镇，还是各地申报的数以千计的特色小镇，都很难和试点划等号。数千个小城镇还能叫试点吗。
其中的原因有几点，大家共同讨论。
第一，特色小镇在城市体系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在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所以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这个提法，“要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但是应该指出，小城镇不能够承担起城市化主体重任。几十年来，我们争论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也在于此，小城镇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这里当然有一个理念问题，是从小拟大，还是真正的按照城市化进程的客观规律来制定战略。
我国人口基数大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走集中化的城市化道路。我把所谓“集中化城市化道路”概括为四个内涵：
1.中国应该有一个较高的城市化率，70不行，80恐怕也还有上升的空间。
2.大城市率先发展，大城市的人口占城市人口较高比重。
3.若干个不同等级的都市密集区、城市密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4.单个城市空间上的紧凑型布局。
第二，现在我们一些口号，“小即是美”，这是现在非常时髦的在城市规划界常唱的调子。“小即是美”有道理，但不能绝对化，“小即是美”既不是十全十美，也不等于大即是丑。如果十全十美，事物就没有多样性，所以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这样才有事物的多样性、多样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各自发挥不同的功能，不能够相互替代。也就是说，特色小镇试点并不能够否定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发展，这应该是必须清楚的。
第三，小城镇发展有其规律性。在工业化初期，小城镇是由于工业化推进而兴起。上个世纪80年代初，城市工业不能满足需要，为农村工业化的崛起提供了市场空间，但是要素首先向大城市聚集，这是具有必然性的。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我们的企业向着城市聚集，恐怕也是一个必然趋势。因为依托于城市的工业化更有规模效应，更接近市场、更接近技术创新。所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城市化以工业化为动力，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依托。这个过程中，一些有条件的小城镇成长为中小城市，甚至于大城市。看看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这也是趋势。进入城市化中期阶段，由于特大城市的快速的发展，效益外溢阶段到来了。所以很多大城市郊区、特色功能小镇应运而生。要建设特色功能小镇，大都市近郊区应该成功的概率更高。
这些地区特色小镇建设，与其说是农村城市化，不如说是这些地区的深度城市化或再城市化，或农村率先现代化，概念是不同的。而那些远离大城市辐射的农村地区，已然继续着集中型的城市化。中国小城镇发展主体，对于一般农村地区来说，首先把县城镇做大做强，这可能是发展小城镇的重点。但是特色小镇试点是不包括县城镇的。
进入城市化后期，小城镇发展或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期。这里不以人的意志转移为客观规律。特色小镇建设，如果选择旅游小镇、文化小镇等等，都有特殊的资源禀赋为基础，同时要以一个庞大的市民需求群体为条件，才有成功的客观可能。
第四，对特色小镇试点应重在突破小镇建设的体制约束。特色小镇试点不仅仅要解决特色产业的支撑、空间规划布局以及文化特色问题，这些问题讨论的比较充分，也比较多，但是特色小镇建设钱从何而来、地从何而来，好像很多人在回避这个问题，或者讨论刚刚开始。资本向高回报地区流动，这是特色小镇能否吸引社会资本的前提条件。特色小镇一般选址在农村地区，突破农村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政策约束，实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者和各方对特色小镇用地升值收益的合理，这是特色小镇试点取得成功的两大关键。好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只是有意回避，还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思考。
五、稳定房地产市场要有新思维
刚才童先生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作了他个人的解读。我个人觉得，在新时代，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会发生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房地产的地位、房地产的价值不会变，因为这是客观规律，所以房地产的市场规律也不会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要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房地产业当然是系统风险的领域之一，或者强调自我重要，加上“重要领域”，但是中国系统腥风醎主要来自于哪？不是来自于房地产，而是来自于金融体系。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清醒地认识。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房地产无大事，国人大可不必庸人自扰。
从前年开始，我国的城市房价大幅度上涨，引来严控房价上涨的政策密集出台。请注意，我是不赞成所谓政策密集出台的。为什么？因为政策本身执行落实要有一个滞后期，如果密集出台，前一个政策还未落实，就被后一个政策的调整给否定了，这样政策效率会大大削减。政府的信誉和威信也会受到大大削弱。这种政策的密集出台诱发了舆论对中国房价向下行的期许，都盼着什么时候下降。
中国房价的快速上涨造成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引发高度关注，但是房价大幅度下降，对国民经济的危害可能甚于房价大幅度上涨。大家想一想，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实际上，稳定房地产市场，防止房价大起大落，始终是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个人觉得有些人读歪了。房价涨涨落落是市场配置住房资源的基础杠杆，也是市场发现住房价格、形成住房价格的基本形式。所以有人说我是房地产的市场派，不错，同时我还是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派，是房地产的乐观派，而且还是房地产多功能价值派。
关键在于何种涨落对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房价涨涨落落到何种程度，就成为我们必须果断出手进行调控，也就是调控时机的选择、力度的把握、方式方法的选择。这始终是我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怎么样才能使楼市走出“严控”与“救市”交替的循环。我们十几年的房价控而不降反升，泡沫胀而不破，拐点来而复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现在都在思考。
深入分析，中国房价上涨的主因有的是发展的大势所趋，例如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旺盛的市场需求与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是供求关系。我是供给派，要增加供给。房地产或建房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用工成本，哪一项都在增加。将来要做精装房，精装房不增加成本吗？不增加成本更好，但是不可能。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建筑人的工资能降下来吗？也不可能。有的则是制度、体制设置的结果，如土地出让金70年一次性征收，以及在土地招拍挂过程中的各种配建条件，配建、市政设施、基础设施、配建保障房、配建学校、幼儿园等，最后都要加到商品房价中去。还有一种制度设置，就是现在买房贵、住房便宜的住房制度设置。什么是买房贵？一下交了70年的土地出让金，在国外大概每年1.5的房地产税，我们现在没有征。所以买房贵、住房便宜。美国是买房便宜住房贵，每年要交1.5，交上几十年。这里有我们制度设置问题。所以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在高房价、高地价的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再分配关系。我们思维千万别太过于简单、过于单向。
要改变这些，就需要进行调整，这些调整往往都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要进行系统化的设计。我一直强调，学习十九大文件、学习其他中央文件，也要坚持辩证的思维、系统化思维，全面理解中央的精神。
现在以限购、限价、限售、限贷、限离“五限”为主要手段的楼市调控，2018年也不能够放松。这种调控虽然对于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有效果，可以有很多理由，比如民生问题等等，来强调“五限”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但是“五限”也扭曲了正常的楼市供求关系。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政策的负效应。提高了购房群体的预期，如果不能真正使购房者预期实现，可能又会被某些群体拍板砖。这样可能对楼市长期的健康发展或构建长效机制会产生弊大于利的影响。
想想前年的“去库存”，去库存要解决的是房地产的区域性供求错位问题，而不是指房地产整体上过剩，现在有些口号或有些数据真是忽悠人够呛，有时候我也怀疑我的耳朵，比如有些人说中国现在房子的空置率是多少，也有人说是25的房子没有人住，在空着。你信不信吗？不知道这个数据怎么得来的，当然不是权威的数据。还有人说中国现在房子空置出7000多套。这些数据都与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融吗？不相融，不能解释现在的很多现象。所以我们要走出楼市“愈空愈涨”的怪圈，就要在供给端下工夫。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立多主体的供给体系或多渠道保障，就是要增加供给，供给是主体。多渠道保障或租售并举，有一个前提，得有房可租、有房可供保障。逻辑的起点又回到增加有效供给。
房地产调控与住房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