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引资中存在以低价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出售国有银行资产的严重问题。
3.国有银行资产被低价售卖的时代背景
（1）股市被人为打压，在改制期间成为大熊市。
股市第六次大熊市（2001年6月14日至2005年6月6日）；上证股指由最高的2245点点到998点。2001年1月12日吴敬琏发表“赌场论”，经媒体扩散，冲击了市场信心，影响了管理层对股市态度，1月15日（周一）上证指数大跌3.44。6月14日上证指数至历史最高点2245点，国有股减持办法出台，当日大盘跌1.78％，开启此轮大熊市历程。
9月许小年提出“推倒重来论”，庄股大幅跳水，大盘9月28日跌至1764.86点。此时的共识是调整已经到位。但是，国庆节期间，国际投行人问中国股市应该推倒重来的报告，影响了最高决策层。国庆节后，既定政策突然改变，首日大盘大幅下挫2.17；收1726.53点。周小川表示国有股减持方案可不断改进；进一步强化了市场悲观氛围。15-22日大盘连续六个交易日暴跌，从1703点直跌至1514点。10月23日证监会停止国有股出售，大盘全线涨停。之后降低印花税率，大盘12月5日回升至阶段性高点1776点。
2002年1月4-28日，在政策忽转的冲击下，股指由1645.97下探至1359.59点。1月28日晚证监会否定“国有股减持方案阶段性成果”实行的可能性。股市大涨6.81。6月24日国务院决定停止A股市场减持国有股，当日证指数大涨9.25％；通称“6.24行情”。并于次日上探至年内高点1748点。但市场信心未能根本恢复。股指持续跌了半年重回起点；2002年上证指数收1357.65点，跌17.52。
2003年第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跌破2002年低点。11月14日下探至1307.40点。
2004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上证指数涨2.08。
6月25日中小板“新八股”首日上市；上证指数跌1.87。至6月底跌至1400点以下。
9月13日国务院要求抓紧落实国九条；大盘5天强劲反弹；一度至1496点，累计涨幅达18.82。年初至四月份，在“国九条”和“五朵金花”行情的推动下上证指数上探至年内高点1783点。之后大盘又开始持续探底之路，最终年末收1266.50点，年跌幅为15.40。
2005年1月4日开盘首日上证下挫1.87％；跌破前年低点，收1242点。
1月17日证监会宣布恢复新股发行，大盘跌2.33％。
1月20日上证指数首次跌破1200点，盘中最低1199点。
5月9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正式启动。证指数当日再创新低跌至1130.83点，跌幅达2.44％。
5月12日上证指数跌破1100点，盘中下探至1099点。
6月6日上午11点08分，上证指数杀破1000点整数大关，最低见998.23点；自1997年2月21日来重回千点之下，午后大盘逆转收1034点。开始新一轮牛熊转换。
2005年上半年，A股完成4年调整出现历史性转折。
（2）看国际资本是如何误导我们的
2000年10月摩根斯坦利发布了《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如何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股市大额融资仍存在评值过高、投机过度。此报告在国庆节期间影响了决策者，一开盘，已宣布的某项利好政策突然改变，造成市场恐慌，出现继续下跌。股市长期熊市，降低市净率与市盈率水平，冲击了市场对国企预期，从3个方面论证境外战略投资者对资产定价的消极影响；为国有银行资产被低价出售创造条件。国际资本有没有阴谋，无法证实，但客观事实就是如此，人为打压股市，使其处于熊市，国有资产在股市上的估值大幅度下降，就造成总体国有资产被低估，并低价售卖。Vishi，不仅是贱卖银行，而且连60多个证券公司也要被限期贱卖，只不过没有得逞罢了。
预期现金流折现理论迅速传播：企业的价值等于预期全部现金流现值之和，为当时国际上评估公司资产价值最新方法，在中国公司资产价值评估实践中缺乏应用基础。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张维迎等的极力推崇下；很快在国内理论界得到迅速传播并被广为接受。
预期现金流折现法在理论上反映了资产价值的意义，然而亦存在局限性：
估值过程存在较强的主观性。现金流量是根据一系列假设条件预测而得的；若公司的实际状况与假设状况越不符，则估值的准确性就越低。
很难确定折现率。无论是借助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还是其他方法，皆需要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与数据判断。
过分强调预期。对国企前途的预期严重恶化，包括股市大跌，国有企业包括银行，在股市的定价严重偏低，就导致贱卖国有资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和银行的体制天然就没有效率，预期全部消失，因此低价合理。问题在于，这样的不良预期是客观存在，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自己编造出来的？
4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媒体制造国企不良预期
（1）说预期是“市场决定”的，是严重的误导，它否定了人为的投机和垄断因素，在制造和宣传错误预期。
当时国内市场环境来看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会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很不健全，无法有效反映公司的过去和现状，市场参与者往往根据报道或学者言论，来形成错误预期。我国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时，正是国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大规模宣传私有化的高潮时期，两者密切配合，绝非偶然。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很多场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的偏颇评价：
“加入WTO,我最担心的不是中国的竞争力,而是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因为中国的竞争力并不等于企业的竞争力,而要提升企业竞争力,首先要解决企业的产权问题”。
“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企，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靓女先嫁论”。
“吐痰论”：你要把国有企业搞到自己手里，就要先把它搞垮。好比大家一起吃饭，你想独吃，就向菜里吐一口痰，大家不能吃了，你自己还可以吃。
“冰棍论”：国有资产是大热天的冰棍，不吃就化。
“养子论”：国资委某些单位举办培训班，鼓励国企高管吞吃国有资产。有人大讲：穷人养不起孩子可送给富人养，谁是父母不要紧，养大了就行。
当时的国企改制，也是这条思路：只要搞了股份制特别是和外商合资了，领导薪酬带头猛涨，依据的不是企业效益，而是“私有产权效率最高”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没有业绩支撑，只根据“改制”，就有了业绩。不知道这个业绩从何而来？实际上，只是贷款和上市收入而已。
种种理论和舆论，都是宣传国有企业没有前途的，形成的预期自然不好，以这样“没有自信”的预期，来给国有资产定价，必然造成“贱卖”。
5.加强监管的启示与建议
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立法，为构建法治化的监管框架创造条件；
加强与外资银行母国和国际金融组织的监管合作；
强化对外资银行分行的监管，促进外资银行在华法人化经营；
构建针对性的理性量化监管指标体系；
对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如下政策建议。
（1）增强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实力
（2）增强对外资银行审慎监管的能力
（3）完善外资银行进入模式的机制设置
（4）把握好银行业开放和其他金融自由化改革措施的节奏
（5）加快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步伐，促进中国银行业“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