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距今约6800-7200年前的“新乐文明”阶段，沈阳便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经历了战国、汉魏，及至唐宋的发展，公元10世纪初，辽国在这里新建了“沈州”城。元代中期，政府组建“沈阳路”，其实这里的“沈阳”是取沈州和辽阳各一字而成，尽管与“沈水之阳”关系不大，但起码在史籍中出现了沈阳这个名字。
明朝末年，在沈阳城以东的群山间，一股新势力正在崛起，不久这新政权迁入这座城市，统治者们对城市进行了重新规划和建设，成为帝京的沈阳城，也日渐显出今日的雏形。本期，我们便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老地图中，一探沈阳城的变迁。
数百年前的地图上就有沈阳
按照明朝时辽东地方史志的记载，当年沈阳城的城墙周长9里30步(1里相当于360步，1步相当于5尺)，高2丈5尺，城墙外有两道护城河，均为3丈宽、8尺深，共有四座城门，东为永宁门，南为保安门，西为永昌门，北面安定门(万历年间改为镇边门)。这样的城市规模在当时小于辽阳城、广宁城(今北镇)和开原城居第四位，属于中型城池。
在一张明代的《沈阳中卫山川地理图》中可以看出，当时沈阳城已经修筑完毕，据史料记载，当时沈阳中卫城及其所辖堡、墩台、障塞，共有守边官兵2103人。其中，沈阳中卫城内官兵917人；31座边台瞭望值守官兵总计155人；静远堡(于洪区马三家子静远堡)，官兵341人；平虏堡(于洪区平罗)，官兵270人；上榆林堡(于洪区解放乡上榆林)，官兵399人。防御障塞为土墙，位于沈阳以西，自静远堡接辽阳长营堡，北至上榆林，防御相当坚固。即使这样，到了明末，这座被官兵和各类障塞层层保护的城市没能抵挡住努尔哈赤的大军。
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从这时起直到次年八月他离世，除了在沈阳城中心建立了供统治者们从政办公的大政殿和八旗亭外，都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真正把城市规格建大的人，是他的继任者皇太极。在一些汉族官员们的劝说下，颇具雄心的皇太极参照历代中国王朝首都应有的建制，并在当时国力允许的条件下，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木运动。
这场改造从城门开始。历朝历代的京城，大多城门较多且各方对称，皇太极从这个角度入手，改四门为八门，将原来的城门处改成城墙，再把每侧城墙均分三等分，各开两座城门，工程大约历时3年，改建完的城墙比原来增高了1丈，厚度也相应增加为1丈8尺，而且内外表面都用砖石砌筑，比以前更结实高大，且整齐美观。新城墙周长9里332步，四面设了651个防御垛口，城外原有的两道护城河合为一道，加宽至14丈5尺，周长10里204步。出于防御角度的考虑，各城门外都修有半圆形的瓮城，正面封闭，两侧各开一个拱形门，在城墙的4个转弯处，还各建有一座角楼。八座城门分别为德胜(俗称大南门)、福胜(大北门)、天佑(小南门)、地载(小北门)、抚近(大东门)、怀远(大西门)、内治(小东门)、外攘(小西门)。这些名称分别用砖石雕刻成满文和汉文的门额，镶嵌在城门内外和瓮城券洞的上方。对于现在的沈阳人来说，对这些城门的名字大多都很陌生，不过说起怀远门和抚近门，老沈阳还是有亲切的感觉。
《盛京通志》上，载有一张《盛京城图》，地图略显简单，标明了当时盛京城八门八关的位置，还有皇宫、大政殿、钟鼓楼、各类比较大的宗教场所及政府衙门的位置。
时代更迭带来城市变化
到了清末民初，沈阳城有了较大的变化。方城西侧，相继开放了附属地和商埠地，这两个区域合在一起，与原“八门八关”旧城的面积大致相当，也是后来几十年中，沈阳城发展的新方向。
辛亥革命后，盛京改为奉天省，盛京城改为奉天市。在一张1927年绘制的《奉天省城市街全图》中，基本展示了当时沈阳市区面貌。据图上记载，当时城市面积为43.04平方千米，人口约30万人，图上将市区划分为三大块，包括旧城区域、满铁附属地区域和商埠地区域三大部分。图上的边缘地区还标注着迫击炮厂、造币厂、被服厂、冯庸大学和大片菜园、农田、荒地。从沈阳总站(老北站)至怀远门，有一条2.6千米的火车线路，这是张作霖修建的专用火车线路。
旧城区面积16平方千米，基本保持着清代的模样；日本满铁附属地在如今和平区的位置，占地面积11.73平方千米，道路长126千米，街道采取以广场为中心向周围辐射的格局，广场周围建有银行、医院、警察署和邮局，还有两条电车路线，一条是从奉天站经千代田通(今中华路)通往怀远门，另一条是从奉天站经西南大马路(今中山路)通往小西门。
商埠地在两个城区的中间地带，即如今和平大街以东至大西边门，占地面积14.34平方千米。区内主要有各国驻沈领事馆及外国人的商铺和别墅。上世纪20年代以后，奉系军阀幕僚私邸公馆也纷纷在此建筑。
有往年的报道记载，这张地图极有可能是第一张由中国人自己绘制的彩色版沈阳城区全图，绘制者名叫王华隆，原为奉天大北关省立第一高级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