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东北再振兴与大众旅游创新”专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上，以辽宁省旅游龙头企业红河峡谷漂流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河漂流”)为样本，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智慧的碰撞交流，给未来的东北振兴与大众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
在“东北再振兴与大众旅游创新”专题座谈会上，红河峡谷漂流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中南介绍，12年来，红河漂流依靠一条小小的河流，实现数千万的旅游收入，在促进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遭遇很多次危机。
刘中南介绍，2004年至2009年，红河漂流把握住旅游市场的巨大潜力，潜心经营并盈利7000万，一举成为清原县的“富豪”。然而，在随后的2010年至2014年间，却负债1.3亿元，到了2015年底负债率更是到达惊人的94以上，由“富豪”变成了“负豪”，巨大的落差让人唏嘘。
从红河看民企“股权制”的不合理
业内专家称，造成红河漂流高负债率的原因，不仅仅是2011年和2013年两场不期而遇的特大洪灾造成的巨大损失，自然灾害不足以撼动红河漂流的根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国企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项安波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红河漂流整个企业体制问题，其股权设计不合理。项安波强调，“保持企业独立的市场地位，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导向。”
此外，红河漂流还存在着一些“弱项”，诸如体制不健全、没有CEO等制度性问题。对此，哈尔滨师范大学远东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孙慕天建议，企业要转型，要重组企业文化，引进CI(企业形象识别系统)，跟上现代企业步伐。
“承诺与诚信”应形成互动效应
“真正的企业家是为了自己的灵魂和愿景而做的。”在专题座谈会上，多为专家表达了对红河漂流公司带头人杨德全的敬意。杨德全表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把这项工程继续下去，他说这不仅是一个人的事，更关系到清原县扶贫工作，千万民众的生计问题。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理事、1017扶贫基金主任蒋任重和与会者了他从2005年介入扶贫工作以来所秉持的理念：扶贫其实是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扶贫开发有个前提，就是要把贫困地区看作是一种资源。”
在蒋任重看来，这一点对于地方民营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民营企业的困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局现象。要从法治、金融、机制、政商关系等多方面解决这一问题。”
吕良彪总结了“五要”，他认为企业首先要把根基扎深，而这也正是红河漂流能坚持到今天的原因；其次要做好微观治理，这就涉及到产权、治权以及文化的问题；第三是要把握好市场规律，利用市场的力量；第四，要借助社会的力量；最后则是要处理好权力的制衡。
国家旅游局原巡视员、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宗德表示，振兴东北语境下旅游品牌形象的树立与提升，有赖于“承诺与诚信”的互动效应，上行下效，必须看到当地政府的担当与表率作用。
发展旅游不能仅依赖“门票经济”模式
曾亲赴红河漂流进行过实地调研的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服务经济和生活质量研究中心主任魏翔从东北转型的视角进行了思考。
而魏翔发现，人口净流出，是东北经济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他提出了“飞地经济”的模式：红河漂流能否把目标客户由东三省扩大到南方，让南方人不远千里来旅游。
据魏翔介绍，这在国际上其实已有了成功的案例，南太平洋有一个小岛大溪地，便是由韩国人不远千里把韩国民俗与太平洋的热带风情融合到一起，从而创造了享誉全球的旅游胜地。
“红河漂流的目标不仅仅是游客的递增，而且要追求游客的持续性。”魏翔强调，做到这点还需要红河漂流进一步挖掘自身的特色并做到精细化、极致化，而发展民宿产业则可以作为一项选择。他表示，红河漂流可以在观光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度假经济，打造一个自然度假村，让游客不仅“留下来”，还要“留得久”。
位于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长白山逶迤千里的终结之地的红河，已流淌了上千年，传说中满族人的英雄努尔哈赤曾在这里饮过马，当年纵横白山黑水间的八旗精锐，正是从这样的一个个山谷里跃起，驰骋中原。
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王禹浪认为，东北的文化潜力还远没有被开发，他建议红河漂流在转型过程中一定要挖掘文化因素，要增强自信，融合自己的历史文化打造核心竞争力。
旅游再振兴，再难也要走下去
“座谈给了我信心、力量和新的思想与出路。今年红河漂流会努力把产品升级，把客源市场调配好。”听了嘉宾们的发言后，力求将红河漂流打造成“百年老店”的杨德全表示，红河漂流关系到周围众多百姓的生计，再难也要走下去。
《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在发言中指出，解决红河漂流困境要从平衡政商关系、利用资本运作缓解债务压力、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增强东北再振兴意识入手。“红河漂流是东北再振兴背景下，旅游创新发展的典型样本。它遇到的困境，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共有的遭遇，剖析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舒富民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