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州矿破产的这一年，抚顺的原煤年产量也由1400万吨锐减到600万吨。全市152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有47户停产，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面达62.25。
作为东北工业重镇，沈阳铁西区无疑是“东北现象”的重灾区。
时至今日，张志贤对当年的情形记忆深刻。张志贤是中捷友谊厂的退休职工，他在1965年进入中捷友谊厂，那一年他刚好20岁，一直到2007年退休。
中捷友谊厂始建于1933年，一部分为日本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东北解放后，更名为东北机器五厂，1953年再次更名为沈阳第二机床厂。1960年，为庆祝捷克斯洛伐克解放15周年，更名为中捷人民友谊厂。80年代，“文革”结束，“人民”二字被去掉，改名中捷友谊厂，沿用至1995年。
这一年，中捷友谊厂与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三机床厂共同组建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备日后上市。当时该厂已被重组，部分优质资产被置入到新公司，不良资产则继续留在了中捷厂里。
1997年，关锡友调任中捷友谊厂厂长。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问财务有多少钱，得到的答案是22个账号加起来不到5000块钱。
关锡友回忆称，1996-1997是中捷厂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大家都认为中捷厂必死无疑。
“当时领导找我谈话，说反正不行了，就死马当活马医，能整好，说明你小子有本事，整不好，就当是锻炼了。”关锡友回忆说。
在张志贤的记忆中，中捷厂在1996-1997年开始走下坡路，“那时候厂里留不住人，一些大学生来到厂里，呆不了两天就回去了，机床也卖不出去。”
在一个名为《振兴东北》的纪录片中，原沈阳重型机械集团董事长王铁峰说，那时企业债务繁重，金融债务 经营债务 企业内债达到十四五亿，职工工资债务一亿多，1997-2001年，职工基本不能正常开工资，最困难的年头每月仅开200元。
1996年，杨师傅所在的机床三厂被迫破产。同一年破产的还有沈阳拖拉机厂。
当年秋天，沈阳拖拉机厂开了一次破产大会，在大会上，每个来参加会议的债主都领到了一个材料袋，里面有一份法院判决书和一根香肠，香肠就是他们的午餐。很多债主在拿到判决书时当场痛哭流涕，几十万的债务成为虚无。
梁启东也是90年代东北最困难时期的见证者。那时他在社科院机关上班，尽管未受波及，但记忆深刻。
“那时候整个东北都是灰调调的，天是灰色的，人的脸色是灰色的，衣服是灰色的，整个城市也是灰色的，记忆也是灰色的。”梁启东说，“那时候不是倒闭了多少企业，而是几乎都倒闭了。”
调整阴影
企业倒闭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工人下岗、职工长期待业放假以及长时间拖欠工资。
和许多位于北二路的国营工厂一样，中捷友谊厂也难逃工人下岗的厄运。所幸的是，由于张志贤当时在厂内的核心部门（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直接隶属于当时的一机部，属于二类研究所，因此这次下岗潮并没有波及到他。
在由王兵导演的纪录片《铁西区》第二部《艳粉街》里，记录了那个年代铁西区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艳粉街位于铁西区南部，北起沈辽中路，南至艳粉渠，长1800米，1955年始建，1989年更名为艳粉街，曾经国营工厂扎堆。
如今，在中国工业博物馆中的铁西馆里，展示了一张《2002年铁西国有企业冗员情况典型案例》的图表。其中显示，包括沈阳桥梁厂、沈阳铸造厂、沈阳标准间制造总厂在内的企业当年均处于半停产状态。其中沈阳桥梁厂当时的在岗人数为50人，放假人数达到2350人。
而沈阳鼓风机厂这样的巨头在当时尽管正常生产，但依然有595人放假。沈阳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在岗人数为4534人，而放假人数亦达到了4085人，还有6587名离退休职工，总计人数为15206人。
杨师傅说，即便那时候没有下岗，工厂也发不出工资。1996年，沈阳第三机床厂由于经营困难倒闭，杨师傅之后被安排到新的车间。“但那时候也是好几个月没有工资。”
在中国工业博物馆内展示的《2001年铁西国有及集体企业资产负债情况典型案例》的图表中，10个案例近半数企业净资产为负数，其中沈阳铸造厂的净资产为-1.5亿元。拖欠工资方面更是家常便饭，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沈阳变速机器厂和沈阳铸造厂，拖欠在职职工工资月数分别达到惊人的90个月和61个月。
除了铁西区，下岗潮席卷了整个东北。到2002年，抚顺的19.5万名集体职工中有14.3万人离岗。
正是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如今东北经济再陷困境，曾经一代人的恐惧也再次被唤醒。
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指出，2015年上半年，东北地区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数下降9，省会城市平均失业率7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个百分点。
2015年9月，东北地区最大的煤炭企业——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煤集团”）在机关全体员工大会上宣布，执行集团安置分流人员和鼓励职工创业闯市场的相关政策，要尽快完成分流10万人的目标。这一决定一夜之间将这个拥有24万在职职工、18万离退休职工的大型国有煤炭企业推向了舆论风口。
今年3月，两会期间，龙煤集团再度陷入欠薪丑闻，这家企业的艰难处境仍在持续。
而在高层频频强调减少过剩工业产能之时，以煤炭、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重资产行业为主的东三省，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大的人员安置压力。
2016年2月4日，国务院对外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压缩1亿至1.5亿吨过剩钢铁产能，这一纸文件随即如同一股寒流席卷钢铁行业。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不无担忧，“减少这么多钢铁产能或导致40万到50万人失业，可能给社会稳定造成较大隐患。”他说。
“以前下班后大家还会喝点小酒，这几年工厂周边的餐馆都关门了，工友现在每天都在讨论出路，准备退路，大家都很迷茫，甚至恐慌。”长春一个减产裁员企业的工人在天涯社区上发文写道。
体制之困
从黄金十年到东北告急，东北经济的脆弱令人困惑。
黑龙江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笪志刚一针见血地说，上一轮振兴实际上是靠投资拉动，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
2003年10月，国务院第一次出台振兴东北的纲领性文件，即《关于实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又称为11号文件。其核心要求推进东北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市场导向。
随后，有关振兴东北的政策和措施密集出台。2004年4月2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的“三定”方案，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正式成立。三年后，《东北地区振兴规划》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
政策的倾斜给东北地区的经济环境注入了一管强心剂。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东北三省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速达12.7，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10.7。这十年间，东三省再度成为中国工业的代名词。
但繁荣的表象在2013年日渐凋零，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经济增速位列全国后五位，滑出经济“合理”区间，东北仿佛一夜之间进入了产业冬季。
梁启东认为，东北整体经济下滑由诸多因素导致，其中主要体现在“两个集中，三个衰退”。两个集中指的是经济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以及体制机制问题的集中表现。三个衰退则是资源性衰退、结构性衰退和体制性衰退。
“结构性衰退指的是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出现的问题，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如今在东北不管用了。”梁启东说，“体制性衰退是由东北进入计划经济最早，退出最晚，执行计划经济最彻底所致。”
去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吉林调研时曾强调：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治本之策。
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谈何容易。在梁启东看来，东北的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难以改变是因为在东北三省还普遍存在一个“央企现象”。
“东北国企大多是央企，辽宁省属国企也就200多家，但国有企业却有1751家；吉林工业主营业务收入90都来自央企，地方企业只占10；黑龙江的央企则占据60的份额。央企扎堆下，地方政府有些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梁启东说。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的多项改革试点都已在沈阳铁西区率先实施。1984-1986年，铁西区尝试的改革试点包括率先选取30户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尝试中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企业破产倒闭实验、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推行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等。
在此期间，沈阳市防爆器材厂因资不抵债被沈阳市政府宣布破产倒闭；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于1992年获得上市批准。
梁启东回忆，东北当年很多改革都走在全国前面，但大多都墙里开花墙外香，“这些改革是那种狂风促进式的，力度很大，但很快就停滞了下来。”
但铁西区的上述改革并没有涉及破除体制机制弊端，而是仅停留在市场化改革层面，这也正是当年改革未能往前推进的根本原因。
在“公一色”所有制结构和“工一色”产业结构体制下，冗员、债务和企业办社会逐渐成为了压在国企头上的“三座大山”。
中国一重在1985年划给齐齐哈尔市管理后，为了缓解该市的就业压力，成立了若干个厂办大集体。最多时，中国一重拥有200家集体企业。但这些集体企业产品很少，且没有市场竞争力。
而为解决职工子女教育问题，中国一重还创办了普通教育和幼儿园，六所厂办小学，五所厂办中学，教职员工千余人，学生近万人。
除了教育，它还承担供热、供电、离退休、居委会开支等诸多社会职能，从事相关工作的职工2000余人，2002年企业办社会支出1亿多元。
一汽集团亦不例外，拥有14个托儿所，22所中小学，1个公安局，3个消防队，一汽总医院拥有800个床位，每年，一汽补贴的相关支出数亿元。
“企业办社会是中国传统，是国有企业的一个老问题。”一汽原总经理竺延风说。
中国工业发展史中，国有企业在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非常普遍。这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诞生的经济实体往往圈地建城，以系统为纽带，组建成一个个独立而封闭的小社会。在东北，更为突出。
李超说，过去前郭炼油厂的职工有近万人，而在德国和日本，同级别的炼油厂人数是三五百人，国内的民营炼厂人数也就五六百人。在这些人的记忆里，国有企业什么都有，学校、医院、庞大的家属群。
区域性的体制环境造就了群体性的观念协同。由于不思进取，创新动力不足，作为东北地区钢铁行业的代表之一，鞍钢曾经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