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为什么成了我们回不去的故乡？
文本刊记者严凯编辑尹一杰摄影邓攀
这里曾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溃败的哥萨克骑兵、流离的犹太人心目中的“天堂”。数百年的时间里，这片原始荒原风云变幻，承载着史诗般的传奇。
新中国成立后，这片土地在战后的废墟上重新苏醒，并寄托着一个国家无与伦比的期待。在中国工业发展史的历史轨迹上，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共和国长子，完成了近乎一个甲子的历史使命。
但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
这片面积接近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创造了人类史上诸多望尘莫及的奇迹后陷入沉郁，曾经高歌猛进、热火朝天的记忆日渐淡去。伫立在这里的老工厂泛起锈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开始告别昔日引以为豪的荣耀，变得困惑、迷茫，甚至恐惧。
人类进入新千年时，“振兴东北”再度以冲锋号的声音在这里吹响。这是新时期下，属于这里的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这场战役换回了这片土地的黄金十年。
但市场经济的轮盘永无休止地转动，历史仿佛正在重演。
2015年倒数第二天，决策层一纸《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审议通过，文件要求未来十年，东北地区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等待这个老工业基地的，是又一个十年经济保卫战。
中捷友谊厂始建于1933年，一部分为日本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东北解放后，更名为东北机器五厂，1953年再次更名为沈阳第二机床厂
半个世纪的荣辱与兴衰，这片关东之地还将走向何方？在国内实体经济迷雾重重时，我们重新踏上这片土地，走访了一批建国初期位列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的老国企和东三省的标杆企业，试图探寻新一轮振兴运动背后，这些历经风云的公司有着怎样的陈痛与苦衷，以及尚难预测的未来。
在工业浪潮沉浮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更希冀在历史的轮回与前行之路上，不再迷失。
东北告急
在哈电集团位于三大动力路附近的家属区内，我们见到了哈电集团退休老职工陈驰玉。去年年底，年近70岁的陈驰玉刚被哈电集团解聘。
哈电集团全称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由国家“一五”期间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的6项沿革发展而来。其主要成员企业包括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阿城继电器厂等。其中，前三大厂又被称为哈尔滨“三大动力厂”，一条马路从中穿过，也由此被命名为“三大动力路”。
陈驰玉1970年进入当时的哈尔滨电机厂，至今已45年。事实上，陈驰玉早到了退休年龄，因其工程师身份，公司随后又将其返聘入厂。
近两年来，哈电集团经营陷入了困境，业绩大幅下滑。资料显示，2014年哈电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65亿元，亏损近2亿元。哈电集团旗下上市子公司佳电股份（000922.SZ）2015年亏损额达到4.47亿元，同比下降了惊人的8009.96。
陈驰玉说，哈电集团去年的亏损额继续加大，“为了缩减成本，减少开支，跟我一样之前退休返聘的一律解聘。”
同样陷入困境的还有位于齐齐哈尔市的（601106.SH），该公司预计2015年将亏损17.5亿元，上年同期业绩为盈利2568万元。
中国一重前身为第一重型机器厂，始建于1954年，是目前中央管理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53户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
去年8月3日，中国一重董事长吴生富“突然去世”，此后被证实为自杀身亡。
吴生富出生于1964年，去世时51岁。1988年，吴生富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一重，到去年27年。吴生富去世前不久，中纪委已进驻中国一重进行巡视，因此外界猜测吴生富可能因为在巡视过程中被发现经济问题故而自杀。
但一位熟识吴生富的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吴生富自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司陷入了亏损的困境。个中苦楚，外人无从得知。
“在他去世前不久我们还聊过，他对于中国一重在他的带领下陷入现在的困境感到十分焦虑，而且他还说未来看不到前景。”上述人士说。
去年底，陈驰玉应邀前往齐齐哈尔进行技术交流。他去了包括中国一重、齐齐哈尔铁路车辆集团在内的多家企业，“我发现那里的企业也都不行了，一重就不说了，由于国内运力过剩，齐齐哈尔车辆也处境艰难。”
国内重工产业一片哀鸿。在东北工业重镇辽宁省沈阳市，位于经济开发区开发大路两侧大型重工企业几乎无一能幸免。车间工人杨师傅说，现在他所在的事业部还有活干，但有些事业部可能干一天休息两天。
杨师傅所工作的沈阳机床集团是沈阳市重点扶持的大型工业企业。该公司于1995年12月通过对沈阳原四大机床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中捷友谊厂）、辽宁精密仪器厂等资产重组而组建。其中，沈阳第一机床厂和第二机床厂均位列国家“一五”计划期间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沈机床是中国机床行业的‘摇篮’。”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接受《中国企业家》独家专访时说。
在我们此次东北之行的采访过程中，关锡友是为数不多敢于直面媒体的国企高管。而紧邻沈机床而立的沈阳鼓风机集团和北方重工集团则选择沉默。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沈机床、沈鼓、北方重工一直被认为是沈阳市的三张名片，在中国工业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的兴衰，影响着这个城市的兴衰。
但近年来，沈机床、沈鼓、北方重工的业绩下滑严重。今年1月29日，沈阳机床（000410.SZ）发布业绩预亏公告，预计2015年将亏损5.5亿-6.5亿元，而上年同期则实现盈利2557.85万元。
沈鼓的情况亦不乐观，这家始建于1934年的老厂曾是全国第一个风机专业制造厂。2015年，在申请IPO的过程中，沈鼓集团被质疑虚增收入，十亿营收“不翼而飞”。一位在沈鼓工作的工人说，从去年开始，沈鼓的情况持续恶化，有些车间已处于半停产状态。
根据沈鼓申请IPO的资料显示，2013年该公司净利润由2011年的2.98亿元下滑至1.18亿元，2014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仅有0.3亿元。截至目前，沈鼓并未公布近期的营收状况，亦拒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
作为工业之城，因核心企业业绩衰弱造成的影响立竿见影。《中国企业家》记者获得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1-11月，沈阳市工业增加值下跌3，工业用电量下降7，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465亿，下降25。
低迷的产业背景如同瘟疫。
在数百公里外的吉林省松原市，作为当地一名基层干部，李超直观地感受到，近两年来自己的生活发生着显著变化，“单位的各种待遇大幅缩减。”
松原市位于吉林省中西部，地处哈尔滨、长春、大庆三角地带，松嫩平原南端，曾与包头、呼和浩特、一起被称为“中国北方经济增长四小龙”。
但最近几年，松原市的财政收入增长乏力。2014年，松原市公共预算地方级财政收入为62.5亿元，同比增长仅0.8。按照李超的说法，2015年的情况更加糟糕，仅完成了上一年的60-70。
这主要归咎于吉林油田效益下滑。2000-2015年，吉林油田累计实现收入3370亿元、利润651亿元、税费838亿元，是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李超的父辈都在吉林油田工作。但李超并没有进入油田，而是选择在毕业后考取公务员，成为一名基层干部。
见到李超时，他正准备下乡。他的很多工作都围绕农村进行，下乡是家常便饭。“现在经济这么差，安抚工作变得更重要。”
李超介绍，吉林油田的采油成本在50美元/桶左右，按照目前的国际油价肯定亏损，“前不久一吨油的价格才卖到1100元。”
吉林油田拥有10万职工及家属，这迫使它无法通过停产来减少亏损。而另一个不能停产的理由是跟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
“这里离大庆油田很近，这一带是一个盆地，而大庆油田处在盆地的最底部，吉林油田地处盆地两侧位置，如果油不开采，会慢慢流向大庆。”李超说。
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东北三省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速达12.7。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10.7。这十年间，东三省再度成为中国工业的代名词。
由于效益不好，目前吉林油田内部已做出了让职工提前退休的规定，内定女职工45岁退休，男职工50岁退休，退休后仅有基本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左右。
距离松原市车程两个小时的吉林省会长春境况同样糟糕。2015年1-11月，长春工业总产值突然下降了11.5。上一年，长春的工业总产值实现了6.7的增长，2013年的增长率则是10.7。
事实上，不仅在哈尔滨、沈阳、松原、长春，整个东北都在急速下坠。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吉林、黑龙江、辽宁的GDP增速分别为6.5、5.7、3，远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而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去年全国有46个地级市出现了负增长。其中，来自东北三省的19个地级市已连续两年负增长，而双鸭山市、七台河市、白山市、铁岭市则是连续三年负增长。
“这一切仿佛回到了90年代。”当地人说。
灰色记忆
面对惨淡境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举行的东北三省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感慨，“我在东北工作过，算是半个东北人，讲话也就不客气，你们的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
这并不是东北三省第一次让总理“揪心”，上一次正是发生在杨师傅所说的90年代。杨师傅当时所工作的沈阳第三机床厂便是在那时倒闭。
“那时候不是倒闭了多少企业，而是几乎都倒闭了。”
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说，那时候的东北面临着矿产资源枯竭、工业结构失衡、企业步履艰难、效益严重下滑、接续产业匮乏等多重问题，当时被外界称之为“东北现象”。
“东北现象”的发生要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后。彼时，邓小平南下所掀起的市场经济改革风头正劲，南方诸省沐浴春风时，东北地区依然笼罩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
在价格方面，当时国家实行双轨制。一方面，商品市场化在南方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东北的石油、煤炭、钢铁仍在按计划调拨全国，价格仍由国家指定。很长一段时间，大庆原油价格每吨仅为200多元，而同期一吨酱油的价格都已达到近300元。直到1996年，鞍钢所产的95以上钢铁的价格仍按计划执行，比市场价低2000多元。
那时李超的父母所在炼油厂与吉林油田分开独立运营。这个炼油厂叫松原前郭炼油厂。该炼油厂于2008年被关停并划入吉林油田公司管理，一两万人被重新分配了岗位。
父母同在吉林油田的姚成回忆称，80年代末，是炼油厂效益最好的时候，也是职工待遇最好的阶段，“逢年过节，厂里都会发大米、白面等福利，那些往车后备箱一箱箱装苹果的，都是石油系统的职工或家属。”姚成说。
同样作为资源型城市，“煤都”抚顺和阜新境况更差。早在80年代，阜新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这座资源城市紧紧围绕煤炭而转，但当资源开始枯竭时，却又缺乏
